这是涂然同段言结婚的第八个年头，他们认识的第三十年，倘若算上在子宫里头那一年，那得再多加一年。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是两人生长的轨迹——一个班的小学、中学、大学，再到一张证上的红底白衬衫。有蛮多人不晓得几羡慕他们，涂然也以此为乐过好长一段时间。

要知道，她从小到大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厌倦和放弃，在舞蹈要跳到首席的时候撂挑子不干了，在画作被送到国外夸“灵得很”时再也不碰画笔了。用那位操着蓉城塑普的美术老师的话讲那就是“要遭天谴的，娃娃不爱惜天赋，要遭天谴的”。

段言算是她坚持得最久的事情，当然了，这件事上她也的确没什么自由的发言权。老早就有默契的相处轨迹和几近十全十美的段言，她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段言并不是一个能够按时回家的人，通常情况下他连除夕都要在外慰问，涂然在家见他的时间都不如在本地新闻频道上见他的时间久。涂然没事就打开新闻直播，等待段言出现在屏幕有些发绿的电视机中。他会穿着一件中山装，有时候领子上会别一个小红旗，讲话时候会盯着摄像机，嘴角往上扬，左边要比右边略高一些，这样显得亲切。

能够在结婚纪念日抱着糖罐子回来实在是令人惊讶的事。

惊得涂然瞪大了眼睛第一眼是转头看向外面的天：并不明亮，依然是不清不楚的灰色，透过树影晃到人眼睛前，直叫人晃神。

“醒一醒，看我。”段言的语调似口哨一样在她耳边旋了一圈又飘飘然打着转往天上去了，欢欣的调子把树影逗得婆婆飒飒笑了起来，也不见晃人眼的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