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两位男同学去医院照顾白峰了，王上校把田蓝和方秀英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跟他们简单说了下情况，然后再度保证：“这个平反工作我们一定会催促农场方面好好做的，绝对不让他们拖拖拉拉的。”

两位女同学对视一眼，不约而同道：“他不能回研究所吗？”

田蓝继续说下去：“他是在研究所被冤枉的，研究所有义务还他一个公道，并且要为他的下半辈子负责。这是你们应尽的义务。”

否则，如果做了恶的人都不需要承担责任，那这个世界岂不是太荒谬了。

第152章 八零知青不回城

研究所想给白峰洗刷冤屈, 摘掉他头上那顶右.派的帽子，彻底为他平反，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将他的组织关系转过来。

否则, 名不正言不顺。

但在80年代初, 想要转一个人的组织关系真不是件简单的事。首先你得有指标，其次你还得有过硬的理由。

不说指标紧俏的堪比自然灾害时期的口粮，一堆职工家属等了几十年都没弄到指标转到同一个单位；单一个转人的理由，就实在够呛。

研究所又不是街道工厂这种大集体单位, 但凡是个人，还活着, 都有借口把人弄回来。它要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啊。

白峰的确专业出身, 但他已经疯了。研究所要个疯子有何用？

田蓝急了：“他是怎么疯的？他就是硬生生被逼疯的。他为什么会发疯？归根到底，不就是头上的这顶右.派帽子吗？”

王上校有一说一：“他在监狱里还是正常人，还给大家上课呢。”

真正被关进大牢的右.派并不多，结果他们监狱却有好几位右.派分子。不知道管理方是怎么想的，大约是怕这些右.派分子污染了其他纯洁的犯人, 所以干脆把他们关进一间牢房。

白峰就成了这些牢友的老师。他在解放前就做过高等教育, 还是留过学的高材生。在那个年代，是难得的高级知识分子。

狱友们普遍年纪比他小, 有青年工人还有中学生。一开始大家不愿意学习, 后来发现不用学习转移注意力, 他们会在自我否定中活活逼疯自己。

明明他们响应号召，为单位为组织寻找缺点, 怎么就成了攻击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了。我们党优良的作风难道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吗？人民监督难道不是我们杜绝自己成为李闯王的法宝吗？

就这样, 白峰在监狱里收了一批学生。先开始是这几个右.派分子, 后来随着他们陆续刑满释放, 他又多了其他狱友。他的学生就愈发繁杂，有小偷，有贪污犯，甚至还有杀人犯。他居然也能坦然地继续当他的老师。

出狱转去劳改农场时，连监狱长都帮他写信，证明他在牢里受到了积极的改造，推荐他去农场当中学老师。

王上校认真地强调：“这些证言都能证明，他发疯的真正原因不是在研究所被打成了右.派，而是在农场遭遇的折磨。妻离子散，孤家寡人，彻底摧毁了他。”

田蓝真的很想翻白眼。

人果然是生物啊，生物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能推诿就推诿。

到了这个时候，还要在“究竟是什么逼疯了他”的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

她扯了扯嘴角，认真道：“那研究所好歹也算白峰老爷子的娘家吧，当年他是在研究所被划成右.派的吧。”

王上校头痛：“田蓝同志，平反是件很严肃的事，他必须得经过严格的流程。白峰同志的遭遇，我们都非常同情，但我们不能越俎代庖。”

“那我们能替他申冤吧。”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我的话呢？他的组织关系不在……”

田蓝摇头，打断了王上校的辩解：“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既然他的妻儿都是惨死，那是不是应该为他们讨回公道？他的妻子被人侮辱，他的儿女死于武斗。强.奸是重罪，过失杀人也不应该免于刑罚。白峰是疯了，没办法为妻儿讨公道。研究所作为他的娘家人，难道不应该站出来吗？”

王上校目瞪口呆，下意识地强调：“这要怎么讨公道？田蓝同志，你要明白，这是一个历史的错误，裹挟其中的人都是受害者。”

“恩怨不能两清，功过无法相抵。广义意义上的受害者并不代表他们犯下的罪就是无辜的。况且，他们有什么资格自称受害者？尤其是强.奸白峰妻子的农场领导。我想我们公.产.党人不管在什么时期都不曾号召强.奸虐待所谓罪犯的家人来惩罚他们。即便他们真的罪大恶极。恰恰相反，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抗美援朝阶段，我们秉承的原则都是善待俘虏。对于拿着枪杀害了我们同胞的侵略者，我们都能释放善意。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就残暴毫无人性到这地步吗？我想我们的党接受不了这样的羞辱，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也不能如此被羞辱。”

王上校被她噎得哑口无言，半晌才有劲无力地强调：“这个事情很复杂，那位农场领导也早就被打倒了。”

“那又怎样？”田蓝反问，“他是因为强.奸妇女被打倒的吗？他被打倒以后，有没有因为这项罪名而坐牢？如果一个坏人做了恶，最终得到的惩罚不过是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而失了势，那才是真正的荒谬与悲哀。如果他不受到法律的惩罚，那是否相当于他从来没做过恶，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站错了队而已。这是不是在暗示大家，不管你怎样穷凶极恶都没关系，只要你站对了队伍，你所有的罪过都能一笔勾销？”

王上校这回真被她堵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有心想教训这个胆大妄为的学生，怎么肆无忌惮，什么话都敢说。

但他又没办法说她是错的，有些道理谁都懂，但是大家都不敢说。

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哪个敢不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呢？谁知道自己会因为某句不经意的话被扣上什么帽子，然后遭遇自己无法承受的厄运。

也只有少年啊，对未来满是憧憬，不问利益得失，非得分一个对错的少年，才会如此咄咄逼人。

王上校看着面前年轻人光洁的面庞，到底还是咽下了要脱口而出的斥责。谁能说戳穿了皇帝新装的小孩是错误的呢。

他最终只说了一句：“你们好好看电视学习吧。”

方秀英旁观了全场，直到离开领导办公室，回了他们日常学习的小活动室，她才压低声音忧心忡忡地说自己的同伴：“你胆子也太大了，这些话怎么能说？”

田蓝反问：“如果这些都成了禁忌的话，那么又和运动阶段有什么区别？所有人都知道那场运动是错误的，所有人都在批判它。可如果用文格的方式反文格，那就是耻辱。假如仅仅是换了一群人换了句口号，谁也没真正认识到究竟错在哪里，甚至不认为谁犯了错误，不过是倒霉，站错了队而已。这难道不是搞小圈子文化的另一种体现吗？”

方秀英苦笑，直接喊停：“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了，你家老九这些年是怎么过的，你不知道吗？我们还只是老右子女而已。”

田蓝默默地盯着电视机，久久未语。直到一堂课结束，她才开了口：“外国有个思想家卡尔·波普尔曾经说过，推翻旧政权的那一刻，手握权力的人很快便会组成一个新的贵族或官僚阶级，并成为这个新社会的新统治者。为了掩饰这一点，他们会保留并利用原有的革.命意识形态，充分利用它，使这些新统治者的权力合法化，并不断得到加强；同时，这样的手段也能作为‘精神鸦片’来麻痹无知的民众。你赞同这种说法吗？”

方秀英心惊肉跳，下意识地东张西望。她觉得兰花花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今天简直发疯了，净说些大逆不道的话。她真是好日子过久了，生怕自己不遭殃一样。

田蓝自言自语道：“我认为他是错的，社会会进步，而且我们已经找到答案了。1945年，黄炎培先生造访延安时，曾经问过毛主席，□□人能否跳出国家兴衰的周期率。毛主席回答他，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想这就是答案。这些年来，我们遭遇的风雨走过的弯路，都是因为没能贯彻这一点。”

方秀英陷入了沉默，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提醒她道：“我们继续学习吧。我对政治没兴趣，它太可怕了。”

田蓝苦笑：“可是政治关系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永远无法和它分割。人民永远不能放弃监督的权利，否则就是在放弃自己生存的权利。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其实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治。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国，我们有义务有权利去关注它。这大概才是我们能够不断前进的真正法宝。”

话说完了，她没有再为难方秀英，而是主动提出，“我们继续学习吧。”

方秀英告诫她：“你以后小心点，别再冒险了。祸从口出，这道理你难道不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