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底，宫里除了筹备年节的事情之外，还在预备另外一件大事——蒋婕妤即将临盆。

皇帝为此甚至动了大赦天下的念头。

与此同时，朝廷上也因为皇帝对这个连男女都尚不知的孩子的态度，开始了贞宁十二年的最后一场大论辩——立定储君。

杨婉记得，贞宁帝在位期间并没有立储，所以他驾崩以后，朝廷和内廷分成了两派，一派以杨伦和张琮为首，主立长。一派是以太皇太后为首的宗亲以及司礼监掌印为首的宦官集团，主立幼。

两派的心思都很明显。

杨伦和张琮都是帝师，易琅是他们严格规训出来的学生，几乎承载了大明文官对一代贤君的全部幻想，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以不愿意立一个年幼得连根骨都看不出来的孩子为新帝。

司礼监的想法，就更直白。

易琅受祖法教育，一直将宦官视为奴婢，对司礼监的态度也极为严苛，根本不徇私情，但蒋婕妤的幼子易珏却对太监们颇为亲近，是内监们搂在怀里长大的孩子。

至于当时的宗亲，因为贞宁帝从前的纵容，不断地兼并土地，亏空户部，内部已然是沉疴难治，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当然也不愿意接受受改革派教育的易琅登基为帝。因此鼓动太皇太后出面，与内阁相争。

虽然看起来很复杂，但事实上，这场争斗的时间非常短。

原因是易珏在贞宁帝死后不久忽然暴毙。

历史学界对于易珏的死因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

最初主流观点认为，易珏应该死于政治暗杀。

但是驳斥这个观点的依据也很直观，杨伦张琮这些人都是文官，没有力量行暗杀之事，如果说他们借助了当时的江湖教派的力量，那就是快把历史写成小说了。

因此后来分出了另外一观点，那就是易珏死于邓瑛之手。

最初这个观点提出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易珏死后，易琅顺理成章地继承大统，第一件事情就是将何怡贤杖责一百，发配南京皇陵，至于后来的司礼监掌印太监胡襄，因为不被易琅信任，基本上成了个空职，邓瑛则成了司礼监事实上的掌权人。

这个观点的佐证出现在易琅为凌迟邓瑛所写的《百罪录》中。

这一篇文章不长，但却列出了邓瑛的一百条罪状，是皇帝亲笔，昭示天下的御书。

其中有一条叫“残害宗亲”。

这一条罪行，史料里并不能在邓瑛身上找到相对应的史实，所以有史学家认为，这一条说的因该就是当年的皇子案。

当然，这件事情距杨婉所处的时间段还远，所以她如今更关注的，是在这场并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政治论辩之中，易琅和宁妃的处境。

还有……

怎么面对邓瑛。

可是，两件大事重合在一起，六局和二十四内廷衙门，忙得根本没有空挡。

杨婉也几乎没有任何的空闲去梳理自己的笔记和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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