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薛绚之被问罪，这增兵等事，岂不是又要让世父负责?毛趋颇为担忧。

那郭居安却老神在在：不仅薛绚之，晋王毫无作为，太后怕是再也信不过他这太原牧，届时府尹再上谏书，恳请太后允准蜀王赴太原主持大局，有蜀王坐镇，又有毛府尹鼎力相助，不过是增兵、设窑而已，不会伤及显贵利益，纵然民怨沸腾，也不足为虑，民众无论何时，也只能屈服于官府。

对，只要将所有责任推向新政，坚称是因新政才导致人心惶惶，所有过错便由晋王与薛绚之承担。一个党羽也附和道。

只是咱们既定之策，还是要照旧施行，不能给予薛绚之喘息机会。毛趋这些年来，一直对挫折邵广之事耿耿于怀，鉴于陆离是邵广死党，于公于私都恨不能将他置之死地。

毛维便看向另一个心腹太原令于墉：宜早不宜迟，速速安排吧，说不定不过几日，广设官窑之诏令便要下达了。

与京城分为长安、万年二县治理类同，晋阳城其实也分为晋阳、太原二县，这两个县令当然都是毛维心腹，晋阳令毛趋便不说了，太原令于墉，那也称得上毛维死忠。

毛维任大理寺卿时，于墉便是他下属，后来得到携升，任万年令，哪知道运气不好，遇着了刘玄清一案，太后为了摘清自己，将据律公审的功劳交给了兄长韦元平，于墉这万年令因为办案不力，背着黑锅被贬迁了。

更加倒霉的是他被贬迁之地，恰好便是渔阳，姚潜丢了山海关，一路溃逃，于墉只好跟着姚潜一块溃逃，虽说他没有因此被朝廷治罪，但想要凭借政绩东山再起的计划显然泡汤。

还是毛维没有忘记旧属，罢相至太原后，运用旧时人脉，废了不少力气才把于墉调任太原令。

但于墉这时却并不为深得上官信任而欢欣鼓舞，实在因为上回的黑锅经历，让他记忆犹新，要说毛府尹这初步计划，也不是非他不可，例如晋阳令毛趋便足以担任，可这冲锋陷阵的风险活，偏偏又落在了他的身上，倘若一切顺利，当然皆大欢喜，可要是又有变故呢?于墉的脑海里，便自动生成一顶更大更重的黑锅。

苦闷归苦闷，于墉万万不敢有摞挑子不干的决心，更加不说倒戈相向了。

他的身上，已经被重重烙下毛维党的印鉴，除非绝了仕进的愿望，否则决无可能背叛上官莫说晋王怎么看也不像是个明主，即便晋王就是，也看不上他这么一个小角色，他若去投诚，说不定反而被晋王怀疑居心叵测，用来杀鸡儆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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