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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迷的我的身体,躺在住院部最顶楼的私人病房。涂成米色的墙壁,流苏的深红天鹅绒窗帘,一米八的可抬升大床正对的便是供探访人坐的真皮沙发。透明的玻璃茶几和床边的木质小桌上都摆满了花篮,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窗,照射到一束束剑兰和马蹄莲上。花瓣边缘已经泛起焦色,枝桠低垂,略显衰败。房间里一片静谧,只有监护仪“滴——滴——”的信号声。

刘雯推门进去,我则小心翼翼跟在她身后。我的心跳如鼓,声音在这安静的房间里几乎清晰可闻。而我手脚却一片冰凉,双颊更是紧张得滚烫。因为,刘雯对我说,根据我母亲谭正丽与医院的协议,探视我,唯一的可能性便是每日四点到六点钟——因为每天的这个时间,她都会亲自守在我身旁。

我与我的母亲,面容虽不相似,性格却如出一辙,倔强,刚硬,绝不服软,从不认输。她在发现我的养父出轨后,拿着菜刀满屋追砍,闹得警察上、两人自此老死不相往来;我则在发现未婚夫张勇出轨后,亲手阉了他。

但这样坚硬的两个人,在生活中必然也是磕碰不断。我恨她从小忙于事业,对我疏于陪伴;她恨我执意跳舞,不肯读书从商,接手她辛辛苦苦创办的企业。自我进入青春期后,我们两个便就这冲冲矛盾,远隔重洋,隔着一根电话线长篇大论地吵架。

在我以专业第一的成绩从皇家芭蕾学院毕业、又考入法国国家芭蕾舞团后,虽说她依旧未打消想要我接手她事业的念头,我们的关系却也一时间缓和了许多。

然而,在我与张勇订婚后,我们之间的矛盾顿时激化——她不满我这么早便要结婚,在我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对我放了狠话,说就当从此没有我这个女儿。这场争吵如此激烈,如此伤人,以至于我直接从家里搬了出来,自己租了房单独居住。之后将近半年时间,我们彼此之间,谁都没有主动开口讲过一句话。

我永远难以忘怀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场景。

那时我回上海已经好几天,时差都已成功倒完,我母亲却忙于工作,连家都没回一趟。我给她打了好几通电话都是无人接听,终于通过她的秘书,约定那天中午,在我母亲公司楼下的一家商务西餐厅,一起用一顿简单的午餐。

明明是我刚刚回国,她却显得比我还要风尘仆仆、形容焦躁。她的羊毛衫外是一套笔挺的深灰色女士西装,项间戴着硕大的珍珠项链,每一颗珍珠都圆润地闪着光,新烫的头发被助理打理得一丝不苟,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精英的气息。而她面色却并不好,眉毛紧紧地皱在一起,法令纹深深垂下。见到我,那皱纹似乎还深了几分。

还未待我开口,她率先气势汹汹问道:“你和那个姓张的分手没有?”

“妈,还要我说多少次?我们不会分手的!”

我伸手给她看我手指上亮闪闪的钻戒,语气因为年轻而带着几分愚蠢的骄傲:“我和他在一起挺开心的,你能不能别干涉我的决定?”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你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吗?你懂什么!那个小子一看就知道是个不学无术的废物,你跟他在一起能落得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