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先知”者，孙露明白自己选择的是一条充满荆棘却又看不到尽头的道路。但她同时又庆幸中华帝国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使其拥有了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曾拥有过的“契机”。而这一“契机”的出现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看都同欧洲人的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开拓的全球贸易航线缩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市场的距离。形成了远比汉、唐两朝丝绸之路更要宽广更要深远的贸易网络。庞大的世界市场对茶、丝、棉、蔗糖等产品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中原相关类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加工，使帝国的出口急剧增长。就算之前明朝的统治者沉醉于“天朝上国”实行海禁亦无法阻止“那双无形的手”将帝国的东南沿海卷入世界商品大流通之中。

不过光有覆盖全球的市场并不能打破中华固有的自足体系。毕竟这个时代的中国小农村对海外的商品几乎一无所求。无论帝国在海外的市场再怎么繁荣都难以动摇到本土的不农经济体系，单方面的贸易顺差至多不过是造就另一个“目中无人”的“天朝”而已。惟有达到进出口贸易的相对平衡，中华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的商品化。因此将近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孙露，海外市场仅仅是载体，真正的“契机”是海外贸易带来的白银。

自从欧洲人发现美洲的白银并将相关的新航路开通后，美洲的番银便通过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新贸易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在短短的数年间其数量就已远远超过了从安南、缅甸和倭国进口的白银。这使得中华朝拥有了比宋、明两朝更为充足的白银储备，从而可以不再为因境内银矿、铜矿有限所造成的“钱荒”而烦恼。而更为重要的是白银同时还是中华朝目前数量最大的进口品。世界金银产量的增减和比价的涨落都会对帝国经济的运行发生或大或小的间接影响。

于是约占帝国白银储备七成的“进口银”就像一把锥子一样在铜墙铁壁的天朝自足体系上扎出了一个小洞。而孙露一手创建的金融市场只不过是在将这个小洞的基础上一点点地在天朝坚固的“壁垒”上扒拉出更大的洞而已。对此孙露本人并不怀疑自己的这些举措。在她看来债券、股票、期货之类金融活动的风险虽大，但总比像她记忆中那样让侵略者的鸦片来打破“天朝自足体系”来得好。

当然正如洪水在摧毁大堤的同时也会破坏周边的良田一样，作为帝国统治者的孙露时刻警惕着外部力量对小农经济冲击给帝国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在临近岁末之际，帝国女皇更为关心的并不是天子脚下股市的跌宕，而是从内阁及地方上报而来的年报。

常言说得好，年关年关，过年如过关。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寻常百姓，同样也颇为符合朝廷在岁末的心境。须知对于中华帝国的朝野来说在岁末没有比年底财政结算更为重要的事了。而这一传统起先是源自明朝外庭与内廷年末在御前的对帐消帐，在前朝由内阁代表外庭与由宦官执掌的内廷每年岁末都会将内外各部的帐本上呈给皇帝御览，并在数日后当着皇帝的面“公开”核对各自的帐目。期间内阁的阁老与大内的公公之间自然是免不了一番唾沫横飞的舌战，甚至上演全武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只不过这样的“好戏”一般只能皇帝欣赏得到，其他升斗小民只得通过一些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来一窥一二了。

中华朝在立朝之初就废黜了宦官制度。姑且不论这一政策在女皇西去之后是否还能坚持下来，但至少就弘武朝而言太监专权的事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了。而无论是孙露本人，还是朝中的大臣与在野的士大夫，都不希望看到明朝内廷专权的情况在中华朝重演，因此每年与内阁对帐的任务便毫无悬念地东在了国会的肩膀上。当然同明朝一样岁末的对帐消帐依旧是在御前进行，只是换做了皇帝摆驾国会御审。至于整个过程也相较前朝要公开得多，只要有兴趣的百姓可以通过旁听或是报纸的报道领略一番朝廷大员与国会议员们淄铢必较的精彩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