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平均工资标准用以给各地的工厂主做参考。”黄宗羲竭力推荐着自己的折中建议。而陈家明与罗胜则适时的在旁赶忙附和道：“陛下，黄尚书的这个建议不错，可以将平均工资标准并非硬性规定，只是给工厂主做个参考而已。”

真仅仅是参考吗？恐怕到时候没有哪儿个工厂主会乐意向工人支付高于参考标准的工资吧，孙露在心中如此这般的苦笑道。在这个时代几乎每一个工厂主、农场主都在想尽一切办法降低自己的成本，盘剥劳工与雇农的血汗。因此17世纪的手工工场又被后世称为“血汗工场”。正如当荷兰几乎独占了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在非洲、美洲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的同时，荷兰本国的人民却要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困，更加遭受残酷的压迫。对这个时代新兴的资本家来说剥削是不分国界的。

正因为如此，孙露在内心深处对资本主义及其的厌恶。但光是厌恶还不足以让她否定财阀们所提出的这些议案。孙露之所以会如此执着与维护劳工的权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为了中华朝的工业发展着想。众所周知，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关键一是资源；二是劳动力。为此欧洲人不惜远渡重洋满世界掠夺资源，不惜在国内使用雇佣童工、贩卖奴隶、增长工时、压低工资等等手段来搜罗劳动力，以满足自身的原始积累。

相比之下中华帝国在这两方面的压力远较欧洲诸国要小得多。因为她不仅是这个时代疆域最辽阔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其将近一亿多的人口，更是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难以匹敌的。这使得中华帝国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从战乱的伤痛中迅速恢复过来，并在工业上迅速赶超同时代的欧洲诸国。

然而来自未来的孙露心里却十分清楚，中华朝的人口优势在将中华带入工场手工业时代后，很快就会变成帝国工业发展的障碍，而非福祉。因为廉价充裕的劳动力会使帝国的工厂业过于依赖密集的手工生产，从而忽略甚至抵制工业的机械化进程，这一点在另一个时空的中国已经不止一次的证明了。而以中华朝目前的风俗及条件来说，亦不适合也没办法搞人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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