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一直都在呼唤天降青天为民做主。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在历史长河中真正的青天大老爷却是凤毛麟角。正如戏文中清官斗倒奸臣的情节永远只能是百姓茶余饭后聊以自慰的谈资。许多时候“青天”亦不过只是老百姓一相情愿的臆想罢了。然而中华朝的不少百姓却十分坚信青天就在自己的身边。不过这个青天既不是老天爷赏赐的，也不是皇帝选拔的，乃是由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民意凝聚而成的舆论。而承载这些民意的正是几张薄薄的报纸。

说起来报纸对于中原大地来说既不是泊来品，也不是稀罕物。早在唐朝时中国便有了“邸报”，但那只是通行于官府内部的参考资料罢了。真正属于民间大众的报纸是起源于北宋的“小报”。小报并非报名，只是人们对区别于官方邸报的民间传播物的称谓。与官方的邸报一样，小报所报道的也不外乎是一些有关皇帝谕旨、大臣奏议、台谏章疏、官吏升迁任免等之类的内容。不同于官报，小报的发行速度上比邸报快；时效性更强；为了迎合了读者的阅读心理，其传播信息中往往夹带着许多官方尚未公布或禁止公布的消息。因此小报往往受到士大夫知识分子、在野的官僚的欢迎。然而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小报却是一种大逆不道的刊物。

试想皇帝发出一道命令或大臣奏议一项政策，连相应的官员都还没来得及得到消息，外界的草民却已经人尽皆知了。这对想要掌控一切的君王来说是一桩何等恐怖而又胆战心惊的事情。无怪乎，民报一经出现就立即被历朝的君王定为非法刊物严格查禁。

然而中华朝的弘武女皇却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不信邪、不怕鬼的皇帝。在尚未登基前她便已经顶风作案明目张胆地资助开办了多家民间报社。在登基后，也没有因为身份的变化，而转变之前支持民报的态度。或许正因为是受了弘武女皇的影响，中华朝民报的底气比之前任何一个朝代的小报都要足。他们不仅在老百姓面前大胆地揭开了遮掩在高高朝堂之上的神秘面纱，更以犀利而又强硬的笔锋直接道出了蝇头小民们的心声。这让久盼青天大老爷的老百姓似乎从民报的身上找到了传说中“青天”的影子。这才有了直击朝堂、解析政令，真神眼；扶弱责强、伸张正义，庶青天的“青天眼”美誉。

弘武五年六月的刘富春一案则更是将民报的声威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虽然刘富春事件最先是由侯方域发现，出面上书女皇的也是方以智、陈子龙等人。但出于政治原因，东林党这次完全是以媒体的面目向民间公布事件。以至于外界的不少老百姓都以为发现并为刘富春做主的是《东林时报》而不是侯方域等人。这么做固然是让侯方域等人丧失了一次扬名利万的机会。但由此能为整个东林党提高声誉，丧失些个人的荣辱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

于是《东林时报》的一炮成名让京畿乃至整个江南的报社眼前为之一亮。他们这才发现原来报纸不但可以充当清议的角色，还可以过一把青天大老爷的隐。觉得有利可图的各个大小报社立刻派出了各自最得力的记者到处探听消息，希望能在自己的地界楸出一两桩相似的不平事来。另一方面，亦有不少在乡里受了官府委屈的老百姓照葫芦画瓢的学习刘富春。不同的是刘富春是上京告御状，他们则是跑去当地最有影响的报社门口大呼冤枉。而已然被老百姓誉为“东青天”的《东林时报》更是三天两头就能一两个前来喊冤的百姓。

显然无论是在什么时代“刁民”与“小报”的无敌结合都是官僚们的终极噩梦。一时间京畿各地的大小衙门如临大敌，各级官员更是人人自危、如坐针毡。而百姓上访找报纸伸冤的情绪却为之更为高昂起来。毕竟去司法衙门打官司，要先交一笔诉讼费，然后等开庭，即使赢了官司还要等执行。可媒体只要发现你反映的事情有新闻价值，或者是社会热点问题，非常讲效率的记者们就会在第一时间把新闻抢到手发出去。一旦事情经过那些有影响力的报纸传播开来，过去你找他都不理不睬的官老爷，现在则可能主动来登你的门，甚至还可能倒过来向你打招呼。如此廉价而又高效的途径又怎能不让老百姓趋之若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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