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洲商人差不多，中国商人起先也以南洋特有的香料为自己猎取的主要目标。不过随着香江商会对南洋的控制越来越深入，加之中国原先就拥有的宗主国地位，使得中国商人在南洋得到的特权也越来越多起来。他们虽同是商人，却终究是从天朝上国来的人，地位自然不是红毛夷和土著商人所能比拟的。他们即不用像欧洲商人那般处处遭人提防歧视，也不会像南洋土著商人那般地位底下。凭借着这些特权，中国商人的经营范围也跟着扩展了开来。从香料药材到蔗糖大米，从生丝木材到宝石矿藏，可谓是应有尽有。

特别是中南半岛的矿藏分布广泛，种类繁多。在中国本土因为内战而影响到北方矿藏开采的情况下，中南半岛的硫黄、铅、锌、铁、铜等矿藏缓解了中原金属矿藏的紧缺问题。可以说南洋就像是一个后备仓库一般供给着中国本土市场。

当然比起南洋诸岛来，中国商人在中南半岛上所受到的制约明显要多得多。像是大越、广南、万象等国均对华商的行动有着严格的限制。因此华商在中南半岛上更多的会选择占城、真腊等小国的港口来建立据点。正如以商立国的荷兰人、英国人喜好在殖民地建立商馆、港口来发展商业。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则会在自己的殖民地建立起高大的碉堡与教堂。至于对土地异常执著的中国人，在异乡谋取特权，赚取财富之后，往往就会不自觉地去购买土地，用以保值。而南洋低廉的土地价格和充足的劳动力，无疑成为了商人们并购的首选。

与欧洲商人一样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来自中国的华商们迫使南洋的土王允许他们在当地设立商馆，购买土地，建立农场。他们雇佣当地的华裔作为帮手经营农场。并从欧洲人手中购买当地的土人和自非洲的黑奴作为农场的劳动力。不可否认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本土时就已经是“出色”的地主了。他们知道如何去将一片贫瘠的土地经营成为良田果园，也知道如何最大限度的榨取奴隶。就这样适当的经营和大量的特权仅使得中国人的农场在短短数年内中遍布了南洋诸岛。

这些南洋殖民农场以种植稻米、蔗糖、油棕等农产品为主，香料、染料、烟草、茶叶、原棉等经济作物为辅。农场主又往往会根据本土和国际市场的需求，改变农场种植的农作物。因此比之中国本土的传统山庄农场，更为商业化。加之南洋廉价的劳动力、低额的税赋，如此得天独厚的优势，让殖民地的财阀们能博取比本土地主更多的暴利。他们那迅速积累起的财富不仅让国内的同行眼馋。更成了周遍土著军阀、土匪、山贼等势力眼中肥得流油的大肥肉。一边是土生土长的地头蛇，一边是船坚厉炮的开拓者。期间双方的争斗自然也是愈演愈烈起来。

中国财阀们的军事力量以及其在中南半岛上的发展速度，固然是让诸侯们即羡慕又头痛的一个问题。但真正让他们感到忧心忡忡，寝食难安的却是这些华商背后站着的那个大中华帝国。因为中南半岛的诸侯们发现，曾几何时，那个对他们不闻不问，只知道受贡品的宗主国，突然间变得积极了起来。六年前隆武朝的那次朝贡，无疑是在向南洋诸侯重申中原宗主国的权利。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罢了。随着中原新旧政权的彻底更替，中原政权对中南半岛的政策也变得越发肆意起来。新兴的中华帝国已不再满足于“天朝上国”之类虚衔。而是开始凭借着宗主国的头衔不断地向南洋诸侯索要各种特权来。

从最初的开阜通商，到后来的借港驻军。面对中原政权一步步得寸进尺的要求，掩藏在南洋诸侯心中的不满也日渐加深了。特别是中华南洋宣慰司的设立更是让这些土著诸侯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理论上中华朝在南洋的直属领地仅限于新加坡等几个零星的岛屿。而中华帝国却为了这么几个小岛特意成立一个独立的宣慰司。这在南洋诸侯的眼中实在是一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举动。因此，当中华朝再次提出有关借道中南半岛进入云南剿匪的要求时，顿时便在中南半岛诸侯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在那些诸侯看来中华朝“借道剿贼”的要求是极其无理的，甚至是可以说居心叵测的。可他们的实力却又让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对中国人说个“不”字。于是，在一番权衡利弊之后中南半岛上的各大诸侯们几乎在同一时刻选择了用缄默来回应上国来的圣旨，观望起了宗主国日后的行动。

在这一双双警惕的眼睛中最为老练的当属于缅甸末罗汗王他拖。这个年过花甲的老国王，曾经历过中南半岛上最险恶的混战，也曾与狡猾贪婪的红毛夷打过交道。在他拖看来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整个南洋经历了千古未有的变动。诸侯混战，权城当道，以及从西方来的红毛夷无不冲击这这片古老的海域。期间有多少盛极一时的王朝烟消云散，又有多少强大的国家四分五裂。可末罗汗王朝却在这混乱的年代里，迎来了自己的鼎盛时期。与其他中南半岛上的国家不同，末罗汗王朝不仅鼓励商业，还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合作。由于接受了欧洲先进的航海技术，加之末罗汗人本就精于航海。因此在其他南洋国家海上势力日渐削弱时，末罗汗王朝的海上力量却得到了质的飞跃。成为了香料群岛海域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海上力量。继承了先祖盛世的他拖自然不敢有所怠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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