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节

当孙露带着同东亚各国签署的协议以及300名明军俘虏回到广东时已经是十二月份了。虽然已是冬季但比起辽东来广东的冬天算不了什么。这次东亚之行总的来说收获颇丰。特别是那300名被解救的明军俘虏根据调查他们大多曾是骑兵。这对孙露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大馅饼。在上岸后孙露马上派人安顿好了这些俘虏并给予他们以极其优厚的待遇。这些死里逃生的人怎么都没想到一转眼自己已然换了一个身份了。不但得到了自由还被人当作英雄对待。其中不少人后来也加入了义勇军。有些人还担任了教官为义勇军打造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骑兵队伍。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仿佛按照孙露预定的计划进行着。但历史还是在岔路上稍稍偏离了一下。就在孙露周游东亚各国的一个多月中广东发生了一件对日后学术界影响颇深的事件。事情的起因是一篇发表于《香江评论》上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引用李之藻《名理探》中的论述“大抵欲人明此真实之理，而于明悟为用，推论为梯；读之其旨似奥，而味之其理皆真，诚为格物穷理之大原本哉。”等等论述。批判了当时阳明学末流“汗漫空疏”的学风。尖锐地指出当时读书的弊端：“学者之病有四：浅学自奓一也，怠惰废学二也，党所锢习三也，恶问胜己四也。”并极力推崇程朱理学的“格物穷理”之说。这样一篇文章当然引来了一大批阳明学派人士的大力围攻。一时间《香江评论》上口水仗打得是昏天暗地。

晚明是一个心学盛行的时代。无论是阳明学或是禅学，都是直指本心，以不读书为著名。其实却是在不读书的环境中，潜藏着读书的种子；在师心蔑古的空气中，透露出古学复兴的曙光。而心学理论体系的创始人王守仁倡学立说的目的则在于“上欲以其学辅吾君，下以其学淑其民。”想以次来挽救明中期以来“沉疴积瘘”、“病革临绝”的统治危机。由于传统儒学理论思辩之不足，于是便求援于思辩的宗教威信主义，以便化腐朽为神奇，把儒学进一步精致化而以。当然经过后来的发展阳明学又分支出了多个学派。其中以泰州学派最为极端平民化。可以说是极端的实践派。又以李贽为代表的狂禅最为激进。他们公开主张言“私”言“利”，把“好货好色”作为人生的自然需求，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提出挑战。带有极其强烈的“人文主义”。因此后世也称阳明学可算是道学界的马丁·路德。

但是心学毕竟是汲取禅宗的理论。所以心学带有浓郁的玄学色彩。搞到后来往往带着虚无主义。随着这一时期西方逻辑的传入。以徐光启、李之藻为首的士大夫们在接触了西方逻辑后又有了新的心得。他们认为西方的科学和逻辑有助于恢复程朱理学的“实学”、“实行”的精神。于是李之藻便特意花了五年时间翻译了《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也就是《名理探》。希望借鉴西方逻辑来重塑程朱理学。他把西方亚氏逻辑与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大原本”相为比附，希望能达到“息异喙，定一真”的目的。但由于西方传教士毕竟还是以传教为目的的。所以当时传入中国的还是以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为主。并且这些传教士还滥用三段式的演绎法，来为基督教教条和教义作辩解，并使这些教条和教义系统化。其实在同一时期的欧洲以培根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已经认识到旧的逻辑学的不足与危害，从而在逻辑领域展开一场革命。培根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并进行批判。开始提倡归纳逻辑。也正因为如此李之藻的《名理探》并没摆脱程朱理学教条主义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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