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财富》杂志亚洲区记者刘易斯·克拉尔，大胆断言红港前途黯淡，赤裸裸昭示那句：It’s over.

2001年，《时代》杂志提出一款见解，针对回归后经济低迷，复苏乏力的红港，问了那句：Is it dying？

城市的兴盛消亡，并非一朝一夕。

也不是几本杂志发出一些灵魂拷问，就能道明真相，还原事实。红港有一位特首曾先生，曾经把这两本杂志放在自己办公室醒目处，以示警惕。

这个世界，哪管你什么主义，何等流派，街市师奶都知道一个真理——

谁声大，谁话事。

不想被人唱衰，就要把对方的声音盖过去。

2002年，红港首次暂停土地拍卖。

楼价吃了泻药，地产发展商资金无法回笼，怨声载道，开不出更高的价钱购买新地皮。阿爷一拍脑袋，不卖也比贱卖好，索性囤地。

但这个超级富豪的孵化器也只是短短停了九个月。

地产作为财政收入，在红港占比即将突破17%，连世界大都会纽约都未能超过6%。这已经不是一个产业，这是一味瘾。

没人能戒得掉“钱瘾”。

2003年11月，深水埗福华街的铭记烧鹅濑，关门大吉。

在谢恩铭决定收档的前一个月，他贴了一张告示在店内的显眼处。红底黑字，路过街坊差点以为他又生了个孙子，要摆满月酒。

走近一看，【旺铺转让】。

深水埗没有进行旧改。

SARS却在红港疯狂肆虐。

有人戴三个口罩出门挤小巴。保住这份工，与保住这条命之间，很显然，大多数人是没得选的。

观塘区淘大花园随着感染人数的增加，楼价跌穿地心，50万买一套2房1浴，还是港币。时光倒流到2002年，没人能想象红港有楼盘敢叫出这种价码。

食肆大面积倒闭。

失业率稳升不降。

所有人以为病毒会杀死自己，但病毒并不知情。它横冲直撞，大摇大摆，催生一切问题，暴露资源分配不公，不过是本能地想找个宿主寄生。

它只是一个病毒。

2004年，内地与红港签订CEPA（紧密贸易）协议，27个重要领域放宽红港进入内地市场的准入条件，红港终于触底反弹，楼价拐点出现。

专家说，政府有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经济市场。病毒也有一只手，叫作“罪魁祸首”。

事后大家想想，一定是SARS的错。

民怨总要有个出口吧。

也不能一直骂董先生，因为他准备辞职卸任了。

2005年9月，迪士尼乐园盛大开幕，那首《他约我去迪士尼》在次年风靡全港。

程珊获得第一个国际奖项那天，程真给她办了个温馨派对。

吾家有女初长成，她已亭亭玉立，参赛舞曲任君选择，只是程珊不再跳那首伤春悲秋的《梁祝》。

化了蝶，便是重生。

她拿着麦克风，偏爱唱这一句，【毕生也愿记起，香港迪士尼，烟火璀璨夜晚定会很美。】

看过迪士尼的烟火，才算作到过红港。

世间璀璨本就是为来宾准备的。

2006年，访港内地游客创下1300万人次的新记录，占到港游客的54%，是2001年的3.5倍，红港旅游业起死回生。零关税，是吸附广袤中国市场购买力的一块巨型磁铁。

其实，老母怎么会打仔呢？

这可是亲儿子。

2008年，农历新年来临之前，《时代》周刊亚洲版以一篇名为《三城记》的文章，把红港与纽约、伦敦共同刊选为21世纪全球化国际大都会的典范。

红港终于重返国际舞台。

600万人，声音太小，加14亿，连南极企鹅都能听见你讲“恭喜发财”。

叶世文从车上下来。

三十五岁，当打之年，他也不显老态。毕竟老婆比自己年纪小，叶世文不敢放肆吃喝，担忧身材大腹便便。若二人并肩出门，被称作父女，他觉得好没面子。

程真倒是采阳补阴似的，一年长得比一年俏。三十岁，添了风情，那双圆眼猫咪般带媚，动不动就电人，好销魂。

她在湾仔一间物流公司做办公室职员，这是她自己选的。

兆阳地产历经数载，也露了头角，争得业内一席。

40公顷的新界宗地，建造进入尾声。

前三期已经交付业主。叶世文还是使了心眼，把该落成归还政府作公房使用的部分面积，规划在地块至深处。

财通必先路通。

市政道路为了便民，率先铺入。

沿途其余部分的楼价凭着交通优势，低开高走，最后溢价多倍，盈利超出预期。兆阳地产也随着红港经济复苏，真正做到起死回生。

叶世文是来参加关绍辉私设的酒局。

他步入半露天宴客厅，与关绍辉碰面。目光才刚移开，叶世文捕捉一道熟悉身影，没想到今天的来人里，竟然有洪正德。

叶世文问，“你什么时候认识洪sir的？”

关绍辉顺他视线探过去，“他是工商联主席的朋友，我也是第一次见。”

秘书走过来，与关绍辉低声交谈。关绍辉点了点头，对叶世文道，“我去那边聊几句，你自己玩。”

叶世文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