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时间好像拉长了，周围变得无声而静止，只有这个人在动。有琪看见他放下黄包车的拉杆，走向电车，挤进人群，紧贴到严承章的背后。她看到他手臂的动作，一下，两下，三下，但看不到他手上有什么。

而后，时间又恢复了正常的流速，严承章倒下去，周围的人发出惊呼。有琪也想叫，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声音。她跑过去，推开周围的人，想把严承章扶起来，但是扶不动。她只好跟着跪下，让他靠到自己身上，语无伦次地问：“怎么了您怎么了”

严承章的眼睛还睁着，就这么看着她，但却已经说不出话，面孔迅速地变得惨白，目光涣散。

她脑中空白，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浑身都在抖，直至摸到一手滑腻温热，才发现是血，正从他身上的好几处涌出来。

周围的人在喊：“杀人啦，杀人啦！”

巡捕的哨音跟着响起来，电车停了，路人四散奔逃，那个车夫已经不见了。

第70章 巢居公寓

随后发生的事在回忆里显得有些恍惚。

大约是那一片的司格捕打了电话去巡捕房，来了几个侦探，带着一队华捕，在附近几条马路上拉起警戒线，实施戒严。救命车也来了，但随车的医生看过严承章，只是摇摇头，说：“伤到大动脉，流血过多，人早就走掉了。直接送巡捕房验尸吧，不用去医院了。”他们把严承章放到一副担架上，从头到脚盖上一席白布，推进捕房装甲车后面的车厢里。

沈有琪只觉膝头轻了一轻，仍旧跪在马路上一动不动。最后还是一个中国侦探过来叫她，扶她站起来，一同带回福州路上的中央巡捕房问话。

接下去的几个小时，她坐在审讯室里一遍遍地重复方才发生的事。两个侦探记下她说的话，叫她过目签字。她看着笔录上寥寥的几句话——1941 年 1 月 10 日下午 5 时许，严承章从真光大楼出来，有个三轮车夫主动揽客，严拒绝，走路去北京路电车站，车夫尾随行凶。

就是这么简单，却又暗示了事情的因果，只是一场街头口角引起的血案。她起初不肯签字，试图跟他们解释，严承章是谁，还有他几天前发表在《正言报》上的那篇文章，以及他因此可能受到的威胁。但没有人愿意听。

他们也无所谓她签不签，开了门，领她出去。外面就是刑事科的大公事房，侦探、巡捕来来往往。她听见他们对话，才知道警戒线早已经撤了，凶手没找到，只在路上发现了丢弃的凶器，是一把带血的匕首。

还有一个外国探长在跟下属抱怨，说：“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黄道会，蓝衣社，这一派杀那一派。租界工部局已经增加了日本董事的席位，要是此地的治安再坏下去，日本方面要求进入苏州河南岸共同维护秩序，我们还怎么拒绝”

她站在那里听着，惊觉自己曾经也是这样想的。只要太太平平，日本人就不会继续进犯租界，因为大家都需要一块自由区来进行金融贸易。赚钱，是上海一直以来的使命，以前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直到今天，事情就发生在她眼前，血溅在她身上。

“你回去吧。”有人过来对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