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佩青也知道她明白，轻轻笑了笑，终于起身，系好西装上的纽扣，舒出一口气，道：“叫我讨饭也就罢了，只怕有一天要为千夫指……”

战事不利，军费大增，财政几近崩溃。没有钱，仗便打不下去。而借款总是要还的，以这样苛刻的条件，要来的究竟是援助还是饮鸩止渴，没有人能预知结果。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开战以来得到的第一笔外国援助。仪式顺利举行，双方签字，握手。闪光灯亮起来，那场景定格成一张照片，登在中美两地的报纸上面。重庆方面也发电报过来表彰。顾问室里的人大都扬眉吐气，自觉有了一件实实在在可以拿出来讲的功绩。

签约之后，程佩青去往纽约，筹办贸易公司的事情。再加上春节临近，干脆给下面的研究员放了假。

顾问室里的人都很高兴。他们在华盛顿做事几年，有的在此地成了家，有的已经接了家眷过来，也有的几个人聚在一起过年。

只有钟欣愉没有去处。本来是要大家轮流值班的，但她自愿每天都来，应付一些信件收发的杂事。如果程先生临时有什么需要，从纽约发电报或者打长途电话回顾问室，也不致于找不到人。

那几天，公事房里总是很清净，没有人声，也没有香烟的味道。窗外是萧瑟的园景，树都褪尽了叶子，草坪一片枯黄，而且也不会再下雪了。冬天已经过完，但春天还没有来。

钟欣愉仍旧像平常一样，做着自己手上的事情——记录上海电报过来的汇价，看远东各地的报纸，检索出有用的信息。

极其偶尔，她从资料和打字机上抬起头，恍然不知年月，错觉光阴好像被无限拉长，公事房里的一天，世上已是千年，只剩下她一个人。直到看见墙上那几面挂钟，其中之一调的是中国的时间，才意识到农历虎年已经过去了，这是己卯年的正月初一。

法币挺过了 1938，和她所料的一样。

她从抽屉里找到一张五块钱，对着那张钞票上的孙中山说：新年快乐。话说出口，却又笑起来，觉得自己大概是疯了。

巧合，抑或是命定。就是在这样的一天，她接到门房打上来的电话，说有人找她，正在楼下等着。

她只当是递送材料的邮差，撂下听筒，顺楼梯下到底层，一直走到门厅那里，却没见有人挎着绿色邮包。

当时是傍晚了，外面很冷，天已经黑下来。

她正想去找门房问，听见有人叫她：“欣愉……”

她回头，看见一个男人从休息室那边的沙发上起身，朝她走过来。他栗色头发，蓝眼睛，很高，也很瘦，身上穿着大衣，好像还带着户外的冷气。

黄铜吊灯的光照亮他的脸，门厅里还有其他人进进出出，他们隔着几步的距离相望，不约而同地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