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太太则一直张罗着让她相亲。对象都是很好的青年,家庭体面,受过教育,有不错的职业。但考虑到她的情况,他们也总有一两样缺陷,或者样貌差一点,或者性格木讷腼腆。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世人称之为“相配”。
每次约在咖啡馆见面,钟欣愉总是忍不住这样想。又觉得也许是自己不对,太现实了,置身事外般地品评,在脑中加加减减,就像是做学校里的作业。但除了这些,实在没有其他可以想的。
她知道,很多人就是在类似的境况中结婚的,也完全可以度过美满的一生。
但她宁愿选择有琪说的那一种生活,一个人,自己养自己,舒舒服服。
大概因为她们做的这一行沉闷且欠缺高尚,惨不够惨,进步又不够进步,当时的小说和电影里少有这样职业女性的形象。
未来的生活却不难想见,就像会计处的白太太,虽然只有男行员第一年的薪水,但也足够她一个人生活,分租弄堂里一个房间,摆一张床,一副桌椅,休息天去公共图书馆借书看,难得去一次电影院。
第52章 博尔赫斯
也许就是因为不得不辜负程太太的一片好心,钟欣愉也谢绝了程佩青的资助。
女子银行的报酬仅够日常开销,总算她那段时间一门心思读书,期末考到奖学金,一年一百个大洋的学费才不至于没有着落。程佩青便也没再坚持,但对她的感想却是更好了。虽然她避嫌,几乎不再到程府去。他却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看看她,或到银行,或到沪大,问问她的功课,谈谈银行业里的事。
就这样升到三年级,跨入 1933,大萧条开始以来中国人最困苦的日子开始了。
日本占了山海关,又占了热河。但国民政府说攘外必先安内,仅寄希望于国联向日本施压,使其自动退兵。日本对此的回应也十分干脆,那就是索性退出了国联。
与 1931 年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不一样,“抗日”似乎已经成了等同于共产党的标签之一。学生中间的激进分子少了许多,尤其是在沪大商科。
沈有琪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戏谑地跟钟欣愉说:“此地本来就是一帮最实际的人,出来上学之前,家里爹爹姆妈都关照好了的,用功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毕业之后或者留洋,或着进大洋行,一级一级地升上去,领优厚的薪水,养一份人家。因为只有这样,以后才能住进租界里新造的石库门房子。家里蜡地钢窗,花园里铺草皮,种英国玫瑰。再生几个小孩。女儿从小学芭蕾和钢琴,儿子全都像西侨家里小少爷那样,穿海军领子反穿衣,背带西装短裤,及膝袜子和小皮鞋。长大以后,统统送进教会学校,讲一口好英文,然后再送出去留洋,回来大洋行里做事。”
钟欣愉听得要笑,却也觉得形象生动。现实的确如此,就好像一个永远不会停止的循环。
但对实事的议论却还是会有。
有一次,几个学生在课间聊天。
其中一个男学生抱怨外面的游行,说:“一个农业国家凭什么跟工业国开战马路上那些喊抗日的人,不过就是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的群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