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大楼在外滩，是英国人口中“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华贵的建筑”，正门对着黄浦江，但华籍职员需从后面福州路上的一个小门进出。

接待她的是一个外汇科的女秘书，英国人，年纪四十几岁，已经在此地做了二十年，讲起话来总是简略地把东家称作“The bank”。似乎只要提到银行，寰宇之内，除去本司，别无分号。

先验看文凭，再问几个问题，诸如年龄，籍贯，在哪里做过事。

钟欣愉一一回答。

她从美国留学回来，毕业的学校很好，一口英文说得无可指摘，且对开战之后的经济金融形势了然于心。有多少钱逃出了上海，又有多少钱涌进来，利率与汇价如何变动，原因是什么，甚至往后的趋势应该怎么看。过去这几年，她做的就是这个。

但此时此地，她只求一个打字员的位子。

履历上绝大多数的经历都是真的，只是去掉了华盛顿的那一段，替换成一间开在纽约唐人街上的小银行。她说自己在那里做了两年行员。所有的细节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合乎常理，经得起任何推敲。

当然，人家也没多问，直接口述一封信，要她速记下来，然后让她坐在打字机前面，看着手腕上的小金表，计算她一分钟能打几个字，最后检查书信的拼写和格式是否正确。

表现合格，便叫她回去等消息。

隔天上午，一个电话打到南阳路公寓。还是那位女秘书，告诉她已经被录用，在外汇科做文书，但位子是临时的。大约也觉得她是屈就了，又添上一句解释——时局如此，银行所有业务都在缩减，行里暂不考虑录用正式职员。

钟欣愉知道这是事实，自己能够走到这一步，完全是因为沈有琪的介绍，以及背后的贵人相助。

她在这头想，女秘书还在电话那头说，特别关照她，务必去找个西医打两针预防针，疟疾和伤寒。

这是本地西侨圈子以及体面华人当中通行的做法，理由是很充分的，租界就这么小一块地方，开战之后涌进来那么多难民，夏季天气酷热，慈善营里流行疟疾，天冷下来，又开始流行伤寒，年年如此。

钟欣愉对这两种病一点都不陌生，甚至觉得以自己的出身来看，多半早就免疫了。但她什么都没多说，一律照办。她现在要做的就是融进其他女职员之中，没有任何特出的地方。恰如银行的着装规范——裙子到膝盖以下，穿高跟皮鞋，戴单串珍珠项链，略施脂粉。

林翼来找她，也是在她接到电话的这一天。

那时已是傍晚了。外面下大雨，天早早地黑了，路边的房子里早早地亮起灯，暖黄色的一盏一盏，从外墙上的窗口漫射出来，更衬得室外灰暗湿冷。

钟欣愉从西医那里打过针回来，手里挚着伞，没有穿胶靴，脚上还是那双单皮鞋，纤瘦的脚踝从英国绿呢子大衣下面露出来。她小心翼翼地走在雨里，拐到南阳路上，便看见公寓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就是上次送她回来的那部林肯。

车身在路灯下闪着蜡光，雨水落到上面，滑不留手似地聚成水珠，再汇成水柱滚落下去。驾驶员位子上坐着个人，把车窗玻璃摇下来一线，正凑着那条缝吸烟。她以为还是那个白俄司机，等到那人转过脸来，才认出是常兴。

小常也是个男人的样子了，身上穿一件时髦的格子花呢猎装，头戴鸭舌帽，脚蹬雕花意大利皮靴，只是个头终于还是没有蹿起来，跟小时候一样，敦敦实实的一个，一看见她，赶紧灭了烟，冒雨从车上下来，又朝她眨眨眼，一抹帽檐以示致意。那动作既俏皮又熟稔，就好像她从来不曾离开过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