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越又抽出卓藏英的照片放在最上面，接着是一张纪询并不认识的中年医生。

“我们发现，诸焕、孙宏发，都曾经在这个席永川席医生那儿看过病。而席永川是卓藏英的同事。”

纪询愣了一下：“卓藏英是肿瘤科医生，你的意思是诸焕和孙宏发都得了癌症？”

“孙宏发在去年8月22号做了体检，随后确认肺部有2.8cm的恶性肿瘤，但处于早期。8月26号，他和诸焕加了联系方式。而褚焕，是在六年前，2010年10月25号，确诊甲状腺癌，2011年1月7号，他因一起交通肇事入狱，入狱后不久，他通过申请，在监狱里做了甲状腺肿瘤切除，之后又多次因各种不同的事坐牢，只是时间都不长。”

袁越说完这些介绍，以非常确定的口吻下了结论：“他们的家境都很普通，无法负担高额的医疗费。因此，他们有极大的动机选择铤而走险的犯罪，到监狱里利用免费医疗为自己治病。”

纪询喃喃的说：“我记得，审讯的时候，诸焕对法律很熟悉。”

霍染因皱眉：“如果把替罪做成一门生意，熟悉法律，只顶替自己能承担的罪责又不至于折的太深，熟读法律就是必然。你们传讯席永川了吗？”

纪询想起，绑架自己的三个人里，孙宏发和其他两个人并不熟，如果说这些人在绑架时就预留了被警察发现的可能，于是找了一个不善长的新手作为预备的替罪羊，事先和他谈好条件，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接黄毛这单漏洞百出的绑架案。

所谓的漏洞百出只是迅速抓到了可以定罪人的警察眼里的，要不是发现了孙宏发手机里和诸焕的联系，谁能想到被抓的那么容易也是有问题的？

有时候最简单的也是最高效缜密的犯罪。

袁越很遗憾的摇头：“现在没有更多的证据。”

纪询又问：“我记得莫耐的一个狱友，叫张信有的，也是一个累犯，也和诸焕认识。查过他吗？他有没有医疗记录？”

袁越：“还没有。”

“他即使没病，也会做这门生意。”霍染因想起张信有那时聊起马路上自己追不上的车时的神情。他辛辣说，“他们搜罗的都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人。没有余地，所以对活着的定义很低，只需要吃饱饭和呼吸，就算是活着。而另一群人对活着的定义很高，放肆，我行我素，挑战社会道德后依然狂妄的不愿被被秩序审判的活着。两种定义的差距促使了这门生意的诞生，以医院这人人都要去的场所为纽带，前者贩卖自由，后者享受自由。想必，这生意做的很红火，数量众多的供给方使自由可以像商品一样轻易购买，购买者因便捷变得不在意它，忍不住做出更多违背伦理的事，从而产生更多购买自由的需求，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霍染因说完这段话后，病房里的三个人都有些沉默。

最后袁越对霍染因和纪询转达了周局的慰问，让他们好好养病，不要仗着年轻不重视。并表示保健医院的事自己也知道了，是需要长久挖线的大案子，慢慢来，让霍染因放宽心自己会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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