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回上海，是扎根在上海的第一步。

段林安的工作地在鲁迅公园附近，离我们学校不算太远。由于毕业后她不再有稳定的住处，便找我一起商量租房子的事。我正有此意，小黑需要一个像样的家，总不能在研究生宿舍楼下流浪吧。

我和段林安各自拿出一万两千块钱在她公司附近租了个两室一厅的房子，为期一年，她说她要给自己一年时间考上教师编制。

我们学院答辩比较早，沦为自由人以后的一个月里，裴元他们还在为了论文煎熬着，我很少见到他过来晃悠，那人除了论文之外，还有很多重修的科目需要考试。郁盛也回了F大，但我对他的归来没什么感觉，只是听段林安提过一嘴——不是很想见他，或者有点反感见到他。

姐姐癌症复发的期间我们之间联络很少，不知他是没有时间联系我还是故意冷淡我，经历过刚出国时那大约一个月的“我问一句他答一句”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主动找过他。当然，他也没那心思来找我。他走之前我们共度的那一夜没有成为感情进展的桥梁，也许在他眼里，我与上/床，都没有重要性可言。我是可以随便对待的人，因此可以随便和他上/床。

6月初的一天，他来我学校找我，说从国外带了礼物。我对那所谓的惊喜兴趣缺缺：“我从学校搬出来了，刚收拾完，有点累。”

他问：“搬出来了？去了哪？”

“鲁迅公园这里，你去找裴元吧，我想先睡了。”

我挂了电话，没管他人在哪里。等我黄昏觉睡醒，九点多钟，又看到4个非连续性的未接来电。坐起身撇了口热气，我回过去：“怎么了？”

“我在你家楼下，你下来吧。”

“我很累，郁盛。”

“我知道你很累，我也很累。”

我没有回答，双方静止了三十多秒。他又沉沉地说了一遍：“我等你下来。”

“林安姐，你在吗？”我喊了一声隔壁，无人回应，突然想起她晚上排课到九点四十，回来大概要十点了。小黑睡在我的床尾抬头看我，打了个哈欠，一声不吭地又趴了下去，它对封闭的城市生活尚且水土不服，还需要很长一段适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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